15 上海抗战（下） (第2/2页)

这一提案是企图把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南京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已经表示完全同意。
　　
　　而日本却提出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划一不驻兵区，宽十五至二十英里，以对抗英、美等五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1932年2月13日，日军三易主帅，第九师团长植田到达上海。蒋介石、何应钦闻讯甚为惊恐，急忙邀请英、美领事第二次调停。
　　
　　派出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为代表，于1932年2月13日抵沪与英、美、日领事磋商和谈。
　　
　　与此同时，蒋介石曾亲至浦镇召见何应钦和外交部长罗文干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哉，转入外交途径。”
　　
　　1932年2月13日夜，何应钦致电蔡廷锴、蒋光鼐：“蒋公(指蒋介石)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九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
　　
　　在谈判中，由于日方采取：在内部“暂以不即不离的态度来对待”，以“等待陆军作战形势的进展”，对外则持强硬态度，坚持中国军队先撤。
　　
　　至1932年2月18日下午，和谈破裂。当日，植田发出强硬蛮横的最后通牒，遭蔡、蒋坚决拒绝卮后，战事又起。
　　
　　1932年2月25日，在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进攻计划后，日军认识到，中国军队的“抵抗仍然出乎预料的顽强坚定”，因而“痛感兵力不足”。
　　
　　于是，一方面，匆忙组织上海派遣军，增加兵力；另方面，继续在谈判中与各国周旋。
　　
　　1932年2月28日，在英、美驻中国公使调停下，中国方面顾维钧(外交部长代表)、黄强(十九路军参谋长)等，与日本方面野村、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由英驻上海海军司令克利、英使兰普森、美使詹森陪同下，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英，美公使提出五项原则，请中日双方采纳：
　　
　　(一)双方同时撤退；
　　
　　(二)不得提议永久卸除吴强或狮于林炮台问题；
　　
　　(三)双方撤退，由中立委员会会同中立国视察员监视之；
　　
　　(四)撤退区域，照旧由中国官吏治理，并出中国警察维持治安；
　　
　　(五)中国军队撤退至真如，日本军队退至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段。
　　
　　并由经双方数次会商，对上述五项原则表示谅解。但当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表示原意接受时，日本方面作出的回答却是由于白川义则大将统帅之陆军第十一师团抵沪而发起的更大规模的进攻。
　　
　　1932年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
　　
　　1932年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
　　
　　1932年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两国参战军队：日军7.7万人，中国军队5万人。
　　
　　据粗略统计，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官兵壮烈牺牲四千四百余人，负伤约达七干余人。中国人民损失了十六亿元的财产，牺牲了几万无辜的和平居民的生命，仅被战火毁坏最严重的闸北战区一地，竟有五、六十万人无家可归，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全国重要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敌军的战火全部烧毁。
　　
　　停战谈判期间（1932年4月29日），朝鲜人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暨日军胜利阅兵庆典，向主宾席投掷*，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