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杀猪匠的儿子得性病死了 (第1/2页)

那以后，我也明白了朱三省所说的肥“兔”（指有偿新闻）是什么了。才开始我拿到企业开业或新产品发布会的信封时，就以为是肥“兔”，会莫名高兴很久。朱三省见我笑得烂眉烂眼，就很是不肖，他常常瘪瘪嘴说，你娃现在连兔毛都没看到。朱三省是我们逮“兔”的带头大哥，他像老猎人一样，方圆几公里就可闻到“兔”的味道。当手头紧的时候，就打个电话给朱三省。朱三省沙哑着嗓子说，放心，我来吹“哨子”。
　　
　　朱三省把逮“兔”分为“文逮”和“武逮”，前者是被采访方主动付给记者的，名曰“车马费”、“辛苦费”；后者则是记者暗示或者威胁被采访方而来的。老记们最佩服地就是能把“兔”稿写成“好稿”，又立牌坊又当**的高手，不过，这要经历若干风风雨雨，甚至“挥刀自宫”方能修炼成功。
　　
　　朱三省被苏利像扔避孕套一样扔掉后，就开始苦练逮“兔”功。朱三省的妻子是棉织三厂的一个织布女工，朱三省在长江边大吼“我日”后，就对文人叽叽歪歪的爱情很不当一回事，当报社一员工把长得小眉小眼，干干净净，放在解放碑也不会影响城市形象的下岗织布女工带到面前时，朱三省就一不小心答应成家了，之后生了个儿子一起挣扎。朱三省说，爱情他妈的能当饭吃当然最好，但是大多还是要玩玩后放回你心里的那个已经生锈了的角落。
　　
　　第一次拿信封觉得很不好意思，看别的记者边熟练地将信封放到包里边采访，也就像林黛玉初到贾府时有点羞涩地依葫芦画瓢地照着做了。所谓见怪不怪，干了几个月的记者，采访了诸多稀奇古怪的事，见多了社会的阴暗面后也油腔滑调起来，我就把所谓的做人底线一降再降。朱三省经常教育我说，除了逮“兔”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个啥子了不起的记者。他说，记者算个屁，张可乐，不要以为你是个记者就能双肩担道义，即使你愿意为百姓鼓与呼，也会有人不许你去做。你不是站在船头的道德评判者，顶多是个睡在床上记录者。他指着我采写的一篇民工爬上塔吊讨要工钱的新闻说，说好听点，你是记者，说不好听点，你就是跟他妈一样是个民工，一个码字的民工而已。
　　
　　我有时想，什么才是我的理想生活呢？张原鑫教导我说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而我曾做记者的理想就这样实现了，但却难以高兴起来。一个叫斯坦利.瓦利克尔的美国人说，新闻就是女人、钱财、坏事。新闻稿要吸引读者其实就是这三个玩意。后来一个瘦高男人从安徽跑到重庆，在《新报》当总编辑，他也基本上是把这理论和中国国情结合了一下就拿来倒卖。而更有意思的也是一个叫爱德华·贺的大哥提出来的，他说，凡是能让女人喊一声"哎呀，我的天哪"的东西，就是新闻。白桦在我入行时也曾教育我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好度后就要尽可能去寻找让女人“哎呀”叫起来的东西。看看，我张可乐的理想就是写这些女人“哎呀”叫出来的东西。
　　
　　胆子大起来的重庆，在那年头一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许多打着手机要倒卖钢材的总经理和野草一般疯长起来的小姐，还没富裕起来的人又一下关心起自己的健康和肾，嚷嚷着什么电磁杯、保健鞋，全都觉得活了半辈子算白活了。我常常在完成一篇让女人“哎呀”叫起来的东西后，感觉张可乐也在心中“哎呀”一声叫起来，人们喜好偷窥别人隐私，猎奇，而我的理想就是把这些东西找出来抖落给大家看，而我的激情和青春就像燃烧的香烟在一缕缕青烟中节节断裂。夜深人静，我常觉背心透凉、惶恐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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