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周馥 (第2/2页)

《德意志帝国五十年》便是王伯良精心撰写的一部德国如何从分裂到统一并且一步步成为世界顶级列强的书，在书中从政治、经济、军事、工业、外交等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方面来叙述德国这五十年的变化，以此还延伸到欧洲最主要的几个列强的情况。这本内容超过三十万字的书堪称巨著，其实王伯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便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写作了，如果他只是想为了博取声名而获得某个大佬的青睐可以完全不用这么悉心准备这本书，但历史上中国近百年来都有人尝试学习德国的崛起模式，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触目惊心，他们没有后世百年的眼光没有看到自己的基础而生搬硬套自然不会成功。王伯良固然有借自己出书彰显声名的意图，但传播更先进的思想才是他最为看重的——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谁又能保证自己一定能够成功？自己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倒下，但他可以留下些东西供后人参考而避免后人少走些弯路。
　　
　　“心田，这书是不错，可惜通篇白话又有这么多的新‘标点符号’，这不免就落了下乘，只是读罢过后书中多有未尽之言，可是心田有何思量？”一名清瘦美髯的中年人手中拿着一本书坐在客座上斯条慢理的问道。
　　
　　王伯良已经不是当初刚刚回国时候那般对人事无知之时了，既然决定要上李鸿章这艘大船自然要对这艘船上的重要人物有所认知，而眼前这位差不多四十多岁的美髯公恰恰是李鸿章幕僚中占有非常重要分量的人物——周馥。对于周馥的事迹他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才打听了不少，历史上周馥名声并不显赫，从他所知道周馥的经历来看这是个典型的幕僚，能力算是中上但却非常忠于李鸿章——王伯良在总督衙门时并未见过周馥，那时周馥还在安徽老家为母丁忧，两江总督沈葆桢就在他丁忧期间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的美差劝他留在江苏任职，而周馥却非常坚定的推辞“李相国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无端弃北而南也……”
　　
　　周馥就是丁忧后返津回到李鸿章麾下继续做事的，不过他在上海买到了王伯良刚出的几本书，尤其是风潮最盛的《德意志帝国五十年》，他现在手中拿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册而已。事实上这本书是分成了五册先后出版发行的，这也是书局想要看看风头如何再决定印刷数量，现在看来显然效果远超当初想象，不过虽是加快了发行进度但在市面上也只能买到三册，后面两册还在加紧赶工。
　　
　　周馥买到前面的三册后便在船上就开始翻阅起来，身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尤其是他在丁忧前就担负起筹办海防支应局负责北洋水师军饷收放事务，特殊的地位和经历使得他成为这个时代少数几个“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是“看的比较清楚”的中国人。周馥自然知道其中的价值，而王伯良的其他几本书他也都买了过来粗略的翻阅过一遍，只是其他的书都为军事方面周馥熟悉军务却对西方现代军事了解的并不深刻，他只是凭感觉认为其他诸如《海权指南》非常有意义，却也无法说出更深层次的东西。不说周馥是文人出身有过经营军旅的经验限制了他的认知，而是在当今大清帝国能够说懂现代海军的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即便是福建船政在西方老牌海军强国眼中充其量只是个婴儿连孩童的资格都不算不上。
　　
　　“先生博学多闻想来应知道《增订解人颐新集》中那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的故事吧，西方列强国家一个重要的基础便是契约精神，标点符号利于清晰表明精确意思是以大行其道，而至于用白话来著书也是避免含糊不清之意。晚生以为所著之书是为让没有去过洋人国家的人更加清楚的认知对方，他们有纯属开阔眼界之人，也有如先生一般实用之人，前者也就罢了含糊不清也闹不出什么乱子最多不过为人耻笑而已，而如先生读书了解列强以便为国谋划若是用了这等书那后果极为严重，是以晚生宁可为人耻笑文法不通也不愿误人……”王伯良笑着解释道。
　　
　　其实标点符号和白话文的问题王伯良早在另外一本由《格致汇编》出版的书中已经说明了，不过他却没有考虑到《格致汇编》的读者群非常少，影响力亦是有限，这个问题就是王伯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不过这个缺憾很快就被《德意志帝国五十年》这本流行书给补齐了。其实他不知道在自己书中介绍西方标点符号的他并非是第一人，而是曾经在美国留学时有过一面之缘的张德彝，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曾经简单的说了几句，当然张德彝的书也是属于小众，况且这本书至少比王伯良早了十来年，怕是连记得的人都没有。
　　
　　周馥听后点点头，《增订解人颐新集》这本书他自然读过，心中虽然对王伯良的解释并不以为然，但却也认同这个观点。大清帝国没有列强国家所设置专门负责外交的外交大臣，但由于李鸿章涉足外交领域影响甚深，洋人多半喜欢与之打交道，李鸿章也便成了不挂名衔的“外交大臣”，周馥作为他的心腹也多接触甚多，洋人固然贪婪狡猾却最重合约，最喜欢的便是钻合约的空子，大清官员不愿与洋人打交道最为头痛的便是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