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启蒙者 (第2/2页)

管同比黄爵滋年长十三岁，不过管同是道光五年（1825年）中举后才成为邓廷桢的幕僚，而黄爵滋道光三年便已经中进士步入官场了，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同时代对洋货涌入大清所产生的认识。眼下洋务运动已经逐渐展开进入高潮，同时受到清流的阻击也逐渐日益高涨，双方对于理论层面向来都是唇枪舌剑，为了便于打嘴仗李鸿章的幕僚们穷极搜罗各种资料以备参考，这倒是方便了王伯良调阅省去了老大的功夫，想黄爵滋和管同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后世九成九的人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他们的主张了，这也是王伯良最近阶段读书的主要方向。
　　
　　作为李鸿章幕僚心腹的周馥对于这两人的文章和政治主张自然是比较清楚的，王伯良调阅幕僚府收集文档的事情他也知道，对于弟子能够如此上进学习颇感欣慰便笑着说道：“难为心田能够如此上心，不过漏卮一说即便到了现在依旧还是争论不休，其实不光京师清流如此争论，就是几个热衷发展洋务的重臣亦是对此看法不一各持己见，老夫倒是有些期待看你新出的这本书了……除了管异之和黄德成之外，你还点评了谁的文章？”
　　
　　“学生还在整理之中，已经选定的还有林文忠公、魏默深、冯林一等人，当然学生还想录入王兰卿的文章，不知是否恰当学生不敢造次……”王伯良说到后面就有些支支吾吾了，他说到前几个人最有名的便是林则徐，后面的魏源魏默深、冯桂芬冯林一在后世基本上就无从听闻了，不过在当下却是“导师级”的人物。
　　
　　“王兰卿？可是长毛状元王韬王兰卿？！”周馥不可置否的笑了笑。
　　
　　早年太平天国时期王韬曾经化名上书太平军为其献策，后来东窗事发正是李鸿章亲自下令以“通贼“的罪名缉捕他，搞的这哥们卷铺盖跑路快二十年未敢踏上大清国统治范围，比较让王伯良佩服的是这家伙逃亡期间游历欧洲甚至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去作学术演讲。王伯良之所以能够知道王韬的存在还是毕德格推荐他去读香港的《循环日报》——王韬正是《循环日报》的创办人兼主编，这是一份极为罕见的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这也幸亏是在香港发行，要是放在清政府的地头上肯定关门大吉。
　　
　　其实不论是阅读早年关于洋务的文章奏折，还是现在的《循环日报》，这些不过是王伯良拓宽眼界以便更好的适应这个时代思想的渠道而已。说起来这《循环日报》上王韬的政论文章远比他在国内所接触的文章更有吸引力，这也许是与王韬游历过欧洲又生活在香港的缘故，再加上在国内写文章除了吸引诸如李鸿章这等人物的关注以谋求更好施展才华的舞台之外，招来的压制也怕是少不了，相比王韬直抒胸臆对官场无欲无求而言自然是后者更占优势。
　　
　　王伯良有些不安的答道：“正是此人！”
　　
　　“这个人的文章最好先不要收录，此人颇有争议，虽然相国大人对其才能极为赞赏，但早年的事情尚未有定论，若是贸然收录评点怕是会为你惹来麻烦……想来是毕德格先生向你推荐此人的文章吧？你写的《德意志帝国五十年》一书其实并不是第一本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书，倒是王兰卿所著的《普法战纪》要更早一些，只是他写得太过粗糙了些，事情的首尾交代的也不清楚。前年王兰卿还去过日本，何子峨、黄公度都曾面见过他，他们给中堂大人致信曾谈及王兰卿，且其人在日本和英吉利都是颇有名望，其文章也受中堂大人赞许，只是早年中堂大人亲自下令缉捕他，说起来这个结一天未解开他一天便是朝廷的反贼。幕僚府中未曾收录过他的文章亦是有此意，不过他的文章却是幕友中传阅比较多的，中堂大人亦是知晓此事只是怜其才心中有所动而已……”
　　
　　在未曾知晓王韬其人之前，王伯良还曾心中得意洋洋认为自己所写关于德国的书很可能是第一本，但是没想到王韬的《普法战纪》比他更早数年，虽然论全面以及准确性比不了自己的书，但是他没想到德法战争的影响力居然这么大居然早就有人介绍到国内去了——这也改变了他对一些落后的看法，尽管现在通信并不发达但在危机变革时代总有这么一些牛叉的国人能够敏锐的感受到国外刮过来的风，后来他才知道王韬是去过欧洲的，而他在欧洲的那段时间正是德法两国矛盾激化摊牌战争期间。
　　
　　王伯良在听过周馥的告诫之后便明白王韬虽然现在还是挂着“反贼”的头衔，但其回归之势基本上已成定局，连李鸿章对他都没有什么芥蒂了，眼下也就缺少一个合适的台阶让双方下台了——何子峨便是驻日公使何如璋，黄公度则是后世历史教科书中颇有名气的黄遵宪。王韬在香港办报而且还是专门发表争论的报纸鼓吹变法、推行军事改革、发展洋务，这些都是很符合李鸿章的胃口，从老李容忍幕僚私下观阅《循环日报》的态度，王韬访日拜访何如璋和黄遵宪这些官方人士来看，怕是有拜码头的意思。
　　
　　“学生明白了！”王伯良答道，周馥的意思他很清楚，李鸿章对王韬的容忍还没有公开化，毕竟当年的通缉令是老李亲自下的，若是自己的书中贸然引用了王韬的文章，怕是立刻招来清流的攻击而老李的面子上也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