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柳宗元6 (第1/2页)

今天这一讲，我们先从毒蛇开始。这关于毒蛇的故事，也是柳宗元写的，就是非常著名的《捕蛇者说》。说永州这个地方产一种毒蛇，黑底白花的，剧毒无比。草、木、人、畜，碰着就死，挨着就亡，特毒。可是这个毒蛇啊，它有一个很大的药用价值，你把这蛇抓住之后，拿回家里头，洗剥洗剥，挂起来给它晾干了、晒干了以后，能治麻风病这样的疑难杂症。蛇它死了它也有绝活。朝廷知道这个蛇的好处，就下令，你们定期要给朝廷上贡这种毒蛇，这黑底白花的蛇。当然作为报偿，作为奖励，凡是抓着蛇的，上交了蛇的，你就可以免除当年的租税，苛捐杂税。所以你看，要么你就是交税，要么就是冒生死的风险。
　　
　　在永州当地，有一个姓蒋的这么一个农民，柳宗元采访过他，这个人祖宗三代都是干这个活的，抓这个黑底白花的蛇，他爷爷就死在这蛇的上头，他父亲也死在这蛇的上头，他自己已经抓了十二年了，好几回都差一点就死在这毒蛇的身上。谈起往事，这蒋先生面有忧戚之色，也是非常地伤心，也是非常地苦恼，他就是再会抓蛇，那蛇总归不会听他的，该咬你还得咬你。柳宗元很同情他，说你看，老蒋，既然你这么痛苦、这么害怕，，我好歹也是在永州是个官对不对，我跟他们说说去，恢复您的苛捐杂税，咱不干这个脑袋拴在裤腰上这买卖了，太危险了。这老蒋本来面有忧戚之色，一听他说要给他换回去，改成交苛捐杂税啊，不是忧戚之色，脸上都有死人的颜色了。说不弄这个，您与其让我去交苛捐杂税，不如让我还干这个冒死的买卖。哎，柳宗元说你这人还奇怪了，你不是说这活干得你自己觉得很危险吗、很冒险吗？给你换你还不答应。（老蒋）说哎，您不知道啊，有所不知。我给您提供一组数据，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恢复到苛捐杂税的状态了。想当年，跟我爷爷住邻居的人，现在十户人家里头连一户都找不着了，跟我父亲住邻居的那些农户，十户里头连两三户都找不着了，跟我住一块儿的，现在十户里头连四五户都没有了。这些人干嘛呢？有两个前途：第一，受不了苛捐杂税之重，被迫背井离乡，跑了。百家讲坛免费下载第二种什么呢？在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死了。我在这一年当中，按朝廷的规矩，只用抓两次蛇，也就是说我一年当中有两次玩儿命的时候。可是我的邻居们每天都在玩儿命，整个这一年360多天，天天都在玩儿命。我跟他们比起来，那就已经过的是神仙日子了，我活得已经够长的了，我死得已经够晚的了，我怎么能换这个呢？您这账你得这么算啊。柳宗元一听，这么回事啊，哎呀就想起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叫“苛政猛于虎”，那种残暴的政治、残暴的政策，是比老虎都要凶猛的。可咱们这得换一句话说，就是唐代的这个残暴的政治、残暴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个残暴政策的残暴的人，他们也是比毒蛇还要歹毒、还要可怕，他们甚至比死亡更可怕。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位老蒋的身上就看到了唐代当时政治和政策的一个缩影，通过他，我们就感觉到当时的老百姓生活在怎样的状态当中，苛政猛于虎，甚至苛政毒于蛇。那可能有的人就问了，说康老师你这个说得也不确切，我们知道唐朝是个什么社会，唐朝在中国古代社会，那都算是很辉煌的一个王朝，出现了很多的明君，出现了很多的好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勤政的官、天天为民所思的官，这样的官就一定受老百姓欢迎吗？他们所做的事情就一定有益于老百姓吗？换句话说，他们做的事的效果就一定好吗？有人说，不一定。这话还真不是柳宗元说的，是什么呢，是柳宗元笔底下的一个小人物说的。这人姓郭，什么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他有个生理上的特征，他是个大驼背，他特别严重的驼背，不是驼一点，整个那个背、那个脊梁骨全都隆起来，像骆驼一样，大家就着这种形状叫他“橐驼”，就是骆驼的背的意思。他这个人自己想得很开，他说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符合我的外形特征，我认可，就要这名字吧。他种树种得好，为什么种树种得好啊，成活率高。这京城里头啊，有钱的人要造个园子啊，要种点果树，他种的树枝叶繁茂，而且结的果又大又多，很多的同行，一块儿栽树的、种树的都觉得很奇怪，怎么他这树就种得这么旺，成活率就这么高？是吧，结的果就这么多？也都想从他那儿偷点技术。没门儿，一点戏都没有。有人就问他说，橐驼呀，您这树怎么会种得就这么好呢？橐驼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就是个种树吗？没什么特别的秘诀，说到底就是两条，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总的一个原则，就是顺应这棵树本来的规律，让它去生长，不要强拗它。他具体怎么说呢，他说就这两条，第一，这树的根很重要，这个树的根就跟我们人的脑袋一样，你脑袋不养好了，这人就废了。树也一样，根要养好。根怎么养好啊，土要培好，要用原装的土，那土要给它拍瓷实咯，土要给它拍均匀了，让根部处在一种松弛的、舒展的状态，让它非常地舒服，能够很舒服地生长。根得伺候好了，这是基础。等根弄好了，剩下的事我就不管了，它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它本来想怎么长就让它怎么长。人说这也太抽象了，您这说的，那谁还不都是这样长，你这还是不愿意说你的秘诀啊。这橐驼说你是不知道别人怎么养树的，我一告诉你，你就知道我这办法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看那有的种树的，那真是要了命了，早上起来摸一摸那树，看那枝长得直不直，饱满不饱满。刚一回身，又返回来，再摸一摸。有那特神经的，给树皮扒下来，看里头、摸摸里头到底怎么样，还有的可能做得更过分的，唯恐这树长得还是不够快，得拔起来，先看看这根上到底是怎么个状态，是吧？你说这人吧，他真的是爱树，操心这棵树，可是这么个操心法挺吓人的，这就不叫操心了，这叫折磨。你想你这样去干扰这棵树，这棵树光顾着你了，它还哪顾得上自己生长啊。
　　
　　有人说，哟，橐驼您这树种得我觉得挺有水平的，您这套办法能不能用在咱们政府管理的方面？提供一些借鉴？橐驼很谦虚，橐驼说，哎哟，我就是一个种树的，都不太识字，你问我政府管理我一点都不懂，可有一样，我在我们乡里头，见过咱们唐朝的政府官员是怎么管理的，我跟您说说，您就明白了，这些官员都是好人，一片好心，勤政爱民。早上来了说，哎，赶紧的，该播种了，早点赶紧去种，该播种了，该耕地了。大家说好好好，去耕地。还没过多长时间呢，晚上过来了，又说，该喂猪了，该打农药了，该收庄稼了。说好好好，再去。这儿还没完呢，正吃饭呢，突然又说，哎，孩子一定得养好，得重视教育。这儿饭碗还没放下呢，那儿锣又敲响了，说是要开会。你那功夫都废在这上面了，正经的庄稼活顾不上了。
　　
　　为什么我们就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块儿讲？前面的那拨官员，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直接的暴政的体现，后边这拨官员，貌似非常地勤政，但实际上，他的基本的观念上，还是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管的对象。换句话说，就没把自个儿跟老百姓看成一拨人。你们是受我管束的，而不是说，咱们是一群人，我是为你服务的。所以，后边的这种所谓的勤政，从其本质上来讲，是更具有隐藏性和欺骗性的暴政。因为他对老百姓的实惠，对老百姓的发展，是没有利的。所以你看，一个郭橐驼，一个抓蛇的，一个种树的，就这两个小人物，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经过柳宗元的发掘发现，提炼以后，总结出来唐代的政治有着两大弊端，而且这是非常要命的、本质的弊端。柳宗元给一个木匠写过一篇传记，叫《梓人传》。柳宗元说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在长安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姓杨的木匠，这个木匠很特别，第一，柳宗元看他们家桌子腿儿坏了，说你怎么不修修，你木匠啊。那人说我还得请个木匠来修呢。那说你怎么不会啊？（木匠）说我不干这个。说你们家里头怎么就连个刨子、连个斧子、连个锯子都没有，只有一些墨斗什么之类的测量工具？说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个真木匠，像是个冒牌货。这老杨不高兴了，说你别这么说啊，我要给官府里打工，官府给我的酬金，相当于一般人的三倍。我要给私人打工，包个工段，我的酬金相当于这个工作团队里边的三分之二还要强呢。柳宗元很纳闷了，就觉得这个人吹牛真不用上税，这怎么可能呢？你自己什么都不会，连桌子腿、凳子腿都不会修，你的工钱比别人高？哪有这么牛的事啊？这人还真牛。为什么呢，那一年啊，京兆尹修政府楼，也就是长安市市政府修楼，柳宗元看见这位杨木匠就在工作的现场，这木匠在干嘛呢？第一，他站在那儿，周围站了、围了一群的其他的木匠，大家都看着他，他在墙上画了很大的一幅这个政府办公楼的设计图纸，然后，对于那些建筑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甄别。过一会，给甲木匠说，你去，拿斧子把这块木头砍了。又给乙木匠说，你去拿锯子把这块木头给它剧咯。指派所有的木匠干这个、干那个、干那个，分工特别明确。凡是干得不好的，当场就训斥，毫不留情。凡是干得好的，当场给予肯定，也绝对不会隐瞒他的工作。干得是热火朝天啊，分工明确，等到最后末末了，这楼盖起来了，大梁上要落款，这楼是谁建的的，时候，就这老杨的名字写在上头，其他的木匠都不能具名。就这么牛啊，是吧，人不动手、只动嘴，就把事全办齐了。柳宗元这才知道，原来这位爷，人家是整个这个楼的总设计师、总建筑师，难怪他用不着修桌子腿呢，他关心的是大事、大局。
　　
　　柳宗元就很有感慨，为什么有感慨呢？在他看来，这个杨木匠，那都是个宰相的材料，为什么，他设计总的建筑图纸，这就好比宰相制订政府的若干年的发展规划纲要一样，是吧，政府要发展、要规划、要设计总的蓝图，这就跟木匠设计建筑图纸是一样的。第二，这个木匠，他对所有的、其他的木匠，是让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发号施令，是令行禁止，这就好比宰相把政府整体的工作，分派到各个部门，然后去具体地实施。第三，这木匠有个特点，老杨，他把工作分下去之后，绝不搀和具体的工作，绝不干扰具体的工作。这就好比一个宰相，把任务分给各部门之后，交代清楚之后，那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绝不干涉具体工作。这个木匠从来不会，看见这个人锯木头，哎，你这锯得不好，我帮你锯。或说你砍得不好，我帮你砍。他不弄这个事，他举重若轻，只关心大局，只看整体的建筑的结构。所以柳宗元总结了一句话，叫什么呢：
　　
　　“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柳宗元《梓人传》
　　
　　这个木匠的道行，就是跟宰相差不多，所以我才把他的事记下来，收藏起来，以便于将来的政府官员看到之后有所借鉴。柳宗元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头这样说：“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
　　
　　你知道一个地方官的职能是什么呢？他就是给老百姓当仆人的，他不是到这个地方上去鱼肉百姓的。所以我们说，柳宗元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他脑子非常清楚。他还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例子，他说，一个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官员就好比是老百姓花钱雇到家里边的一个管家，好嘛，现在唐朝的官员做了官之后，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这就好比说我花钱请了一个人到我们家来当管家，这个人不但不干活，反而偷我们家东西，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打？该不该送官？该不该判刑？当然应该。柳宗元说，那现百家讲坛在为什么唐朝的老百姓治不了唐朝的官呢？因为这老百姓跟官之间的距离，这种落差太大了。但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道理是对的。那就好，只要道理对，那唐朝的上上下下的官员该不该好好地反省反省，到底怎么摆正自己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你要是一天摆不正，你再勤政那都没用。你只有摆正了关系，你的政治、你的政策、你的措施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不然就是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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