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鲍昌 (第2/2页)

我真佩服他的忍劲儿。而且在这种境遇下他还能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辞典，带研究生。我问他时间哪里来，他说他回家后放下筷子就拿起笔，从不舍得睡午觉，很少娱乐。他能倾听各种不同的文艺论调，很少与人争执，但是他自己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观，始终把社会效益看作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所以他的小说一向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读书很勤，新发表的重要作品，他极少漏掉，因而对文学动态总有清晰的了解。在讨论文学状况的会上，他的发言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从不信口开河。有几次与外国作家座谈，他发言后引起客人热烈鼓掌，并且向他表示感谢。除去王蒙之外，我觉得在作家中再找这么一个会做组织工作的人才不容易；在领导干部中找这么个有学问会写作的也不多；而既能做组织领导工作又同时有心境、有韧性去做学问和写作品的人更难，他去世后人们会更加感到这个人才的可贵。
　　
　　鲍昌作人，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他是长子，多年来负着赡养老母幼弟的责任，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我也是长子，也当过“右派”，深知在那困难的岁月中这挑子有多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另一副担子也担了下来，他家有位老保姆，无依无靠，他请到家当长辈一样供养，病了殷勤伺候，平日问寒问暖，多少年如一日，从无倦色从不懈怠。
　　
　　他是易于合作的伙伴，不盛气凌人，不装腔作势。他是我的领导，我们外联部门有急事分派他任务，他从未推脱过，常常碰到别人不愿接受的工作，我就扔给他，他一定认真作好。而在私利上，他却自律很严，没见他伸手要过什么、条件、什么待遇。说话办事总给对方、下属留有回旋余地。鲍昌自青年时代追求革命，抛开都市生活投奔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作出了成绩。解放后当了二十几年右派分子，含冤蒙垢，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对革命的热情从未稍减。当“右派”时认认真真地劳动，复出之后热情写作，努力工作。为人处世有原则，有理想，有分寸，有节制。一辈子如此作人，我认为可以问心无愧了。
　　
　　鲍昌当然不是完人，他也有中年知识分子常有的弱点与短处。我们受过类似的政治伦理熏陶，经历过相同的苦难，相比之下，某些消极因素留在我骨子里的痕迹更深，所以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他的苦衷、委屈与善意，也容易体谅他的处境与谅解他的不完善处，因而他的去世，我感到哀痛。
　　
　　永别了，鲍昌，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1989年2月21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