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第2/2页)

我曾发誓考上北大，可天不降大任于张可乐也，高考前一天，也许是吃了街上的油炸小螃蟹或许是其它原因我竟然长泄不止，考语文时我就跑了四次厕所，急得我们班班主任杜一平像对待他先人一样，又给我买药又找偏方。杜一平跑来跑去，油光光的头上几根毛飘来飘去，汗水不断地流，他焦急地对我说，张可乐你一定要顶住，我教了一辈子的书，就指望你考一个北大了，你不要把我一生的愿望都给拉走了。
　　
　　可我没顶住，我只考上了重师。而比我觉得更痛苦的是杜一平，多年以后，杜一平都在抱怨我，他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说，就是那狗日的张可乐，你说他为啥早不拉晚不拉，偏偏高考时拉？这就是命。命中注定老子教不出一个北大生来。
　　
　　而唯一让我偷着乐的是，越来越妖精的苏利没有考上上海的高校，给川外没收了。我们都在重庆。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怕朱继海你是复旦的。我想象着搞掂苏利后，朱继海的马脸可能还要滑坡。一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偷偷地笑。虽然，苏利打死不愿和我一起上学，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心情。当杨淑芳提出送我到重庆时，我一点都没反对。我知道杨淑芳那点鬼心思，借送我去重庆，顺便看看那张原鑫那老不死的。
　　
　　但我那时的幻想彻底over，狗日的朱继海从复旦毕业后直接分到了重庆最早的那家都市报《早报》。已改名为朱三省的朱继海到《早报》那天就请我和苏利在解放碑吃洞子火锅，朱三省说，我们班的全进了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权威媒体，我回重庆就是为了苏利。苏利就小鸟依人地靠在朱三省那瘦小的肩上。他奶奶的，我那天拼命点毛肚。苏利说一句毛肚是用福尔马林泡的，吃多了不好，我就点一份，吃得满嘴牛油。苏三省很潇洒地说，没关系，吃好多点好多，我有钱。苏利看朱三省的目光就像当时我们在电视上看那个混血儿费翔一样。当晚，我又像在高考前一样腹泻不止。性和痛果然纠缠不已。
　　
　　我和朱三省真正作为朋友是大学毕业后的事。苏利毕业后很果断地与每日三省自身的朱三省断了，然后跟一个每日进三万的日本人跑掉了。朱三省喝麻酒，泪流满面地对着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长江大吼：我日！
　　
　　大声吼出“我日”的朱三省还没从爱情背叛的苦痛里走出来，他又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一件事情。在那场风波之时，一直窖得很深，躲逃给我生活费的张原鑫奇迹般地出现了。他把我从长长的队伍中揪了出来，我说你不能阻止我对民*主政*治的热情。他嘴里一边不停地说“我晓得啥子是政治，我就是这样过来的，结果怎样？”，一边拉着我的耳朵上了二路电车。那一年梅雨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我靠在摇摇摆摆二路电车的窗口看见朱三省混在队伍里大声地叫着。我想，他那时的快感肯定和大吼“我日”一样。
　　
　　啥子叫血浓于水？张原鑫这一揪，几乎就拯救了我的人生。为了不去张原鑫的新家，看那歪嘴裂枣的后妈，那几天我一直呆在寝室。除了回避张原鑫突然冒出来揪耳朵之外，我还盯上了室友陈远胜趁混乱从伙食团抢回来的一钵猪油。那一个星期，我天天吃面，然后放一大坨猪油。汤旺，油厚，满嘴辣气，还哪里管得了清水寡汤的民*主。
　　
　　朱三省差点被开，但在节点时候，复旦人的智慧拯救了他，和他上街的一个同事被开了。
　　
　　之后，朱三省像蛇蜕皮一样，我以为他会再次改名。但当我在奉县教了六年书，回到重庆和朱三省一样成为记者时，朱三省还是朱三省。
　　
　　“记者和妓女都是一样靠卖的。记者卖的是大脑，妓女卖的是屁股。你不要以为当记者比妓女高多少。”进入媒体的那一年秋天，我用我向杨淑芳借的500元的一部分请朱三省吃火锅。朱三省边吃毛肚边沙哑着嗓子这样告诫我，我像小时候一样诚惶诚恐地不断点头。
　　
　　在收到《快报》聘用通知后，我便向杨淑芳借钱。她一听说借钱便大叫起来，你教了半辈子书，连五百元都没有？我没开腔，我知道杨淑芳喜欢大叫，喜欢夸张。张原鑫再婚后，杨淑芳突然不再唧唧歪歪地哭了，而是大声的说话，有时干脆就是叫。我等她像调皮捣蛋的学生叫完平静下来后，给她做认真的分析。我说，你本来可以嫁给田时铭，现在就是重庆十大富人的高贵夫人。但是张原鑫却把你害成这样，你恨他不？杨淑芳想了想点了点头。我又说，你解除心头之恨的办法，不是去杀了他，而是你要到重庆去生活，你要在重庆比他活得更好，是还不是？杨淑芳若有所悟地又点点头。
　　
　　我把我两个哥的情况及其它可能能让她到重庆去的都分析完了，最后我说，你只有靠我，我才能让你想法变为现实。
　　
　　杨淑芳在我说完之后又叫起来，你不是就想骗我五百元钱，你少拿我说事。你跟张原鑫一个德性。
　　
　　但杨淑芳还是借了我五百元。
　　
　　那晚朱三省吃掉了杨淑芳借给我的钱的一半。朱三省看见我结帐时心痛的样子，嘴角处就有一两点看不起在飘。朱三省说，兄弟以后你跟哥一起，随便拿一个信封都够今晚的了。
　　
　　小时候，我爸张原鑫常对我们三兄弟说，长大后要做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虽然张原鑫自己没有做成一个有理想的人，而且还克隆了一个陈世美，但我从小一直就想做一个作家，至少是一个记者。到重庆初当记者的一段时间，我冥思苦想，我写一篇稿件拿一个信封，有时不写稿件别人也快乐地给我一个信封，这到底算不算有理想的人了呢？我一直不能原谅张原鑫抛弃杨淑芳，认为他是亵渎爱情，可我不仅对爱情不忠，还开始耍小姐了，那我算什么呢？
　　
　　朱三省对我的思考很是不屑。朱三省说，就说苏利吧，和她青梅竹马十多年，一遇到一个有钱的主就屁颠屁颠跑了。再说你吧，教了六年书，到重庆来还要骗你妈五百元钱，现在怎么样？一个信封可能就是你教一月书的钱。
　　
　　我就是跟朱三省开始了第一次耍小姐的经历。